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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8世纪中叶的“伟大的男性放弃”(The Great Male Renunciation)被认为是服装史上的转折点,从此,男性着装不再追求华丽与精致。之后,一直延续至今的主流男装风格,可以简单描述为:克制、无装饰、高效的。因此,若提起男性着装中的修饰(无论是对抢眼配饰等外物的添加还是对个人容貌的过度整理),在当代男装风格的谱系中,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关于中性趋势或亚文化潮流的符号使用。
但在中亚,尤其是那些以传统、族群礼仪与上个世纪苏联视觉秩序交织构成的文化背景下,男性风格的修饰行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逻辑。
穿过撒马尔罕(Samarkand)、塔什干(Tashkent)或喀什(Kashgar)的集市,可以看见那里男性的穿着总是得体中带着几分“怪诞”:他们涂抹香水,胡须与发型修整有度,衣着颜色柔和克制,却佩戴着具有地方特色的配饰,或在细节处点缀一些纹样,令整体呈现出一种糅合了当地装饰特色的多元文化混合风格,带着一种轻微跳脱但又严谨得体的装饰张力。所谓“怪诞”的感受,也正是源于这种地区化的修饰风格 —— 它是历史叠加、文化杂糅与社会责任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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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族群与语言高度交错的地区,男子的外观除了是私人表达外,还是一种“可以被识别的身份”。家庭中,他们修饰性的部分代表家族体面;公共空间中,他们克制的着装承担“可被信任”的符号职责。这种气质的生成,是为了寻求不同文化影响下的平衡。既要融入现代都市社交环境,又不能失去族群内部的认可。
正因为如此,中亚男子的装扮往往带着“既是我,又是我们”的视觉含义。他们既要能被城市节奏与当代社交所接受,又不能失去在家族与传统场合中的仪式效能。他们穿得合身、干净、有分寸,同时在细节里添加或来自地方或来自别处的个性符号,以作为他们身处于文化交流地的暗示,这也是对群体期望的回应。这套修饰逻辑,是基于多重文化逻辑之下的一种视觉协调与社会责任。
在中亚,男性的体面从不只是外在选择,除了地缘因素,还是在此之上经由时代与信仰共同演化的结果。当然,他们身上民族风格之外的装饰符号,也容易被误读为单纯地模仿强势文化的时尚风格,实际上,这是一种深植于信仰、传统与时代的修饰责任。这三条路径分别是 —— 身体伦理、族群礼仪文化,以及现代国家与当代高速的信息传播。
首先,是的身体教义。对于中亚男性来说,干净不仅是礼貌,还是对自己信仰实践。《古兰经》中的洁净(tahāra)要求,规定了礼拜前的净身程序,也把洁净渗透入日常着装、发型、胡须修整、香体习惯等方面。乌兹别克斯坦的某些寺外,青年男子聚集前甚至会互相检查衣领与指甲是否干净,与当下东亚内卷的审美压力不同,这是一种与神、与他人维系庄重关系的精神秩序可视化。
其次,是族群文化代际传承中深植的“修饰性阳刚”传统。在乌兹别克族与塔吉克族的婚礼或节庆中,男性从不缺席在视觉上的准备:彩饰的袷袢大衣(chapan)、手工金线刺绣的腰带、讲究纹样的朵帕帽(doppi)......因此,装饰本身就是对身份与社群的一种体现,这些符号并不削弱他们的阳刚,反而是“男子必须体面出场”的集体仪式逻辑,是带有责任感的视觉主角。而中亚文化中能歌善舞的民俗传统里,男子的舞姿也与装束同时构成了节庆本身的尊严。在新疆长大的Pepsi说:“舞蹈作为尔男性的特色,其实是一种关于帅气外观的自信展示。”
第三股力量,则来自时代结构 —— 一种原因是苏联长期以来塑造的“规范视觉”,另一方面是当代社交平台与网络审美带来的修饰扩展逻辑。在苏联时代,由于苏联把中亚当作被其发展“工业文明”的对象,中亚各地的男性被纳入苏联的国家现代化视觉系统,他们所接受的劳动制服、标准化剪裁与颜色克制有着明确的工人阶级着装逻辑,成为“现代国家男子”的官方造型模板。即使在今天,这种影响仍深深嵌入中亚城市青年的着装判断中 —— 合身、利落、整洁,才是“被信任”的模样。人类学者Morgan Liu在研究后苏联时期塔什干男性气质时就指出,这种“视觉上的干净感”不仅是一种风格策略,也是一种在城市生活中维系自尊与秩序的行动。他们既想保有传统身份认同,又渴望在新城市经济中表现得得体可靠。
中亚男性长期在世界中身处“被观看”的位置。他们除了是宣传画中高举镰刀与麦穗的民族工人形象之外,在当代国家民族主义的视觉建构中,又往往成为“民族他者”的典型。即便在社会化媒体与旅游宣传图像中,他们也被浓缩为“异域魅力”的视觉符号。正如历史学者Douglas Northrop在研究乌兹别克的性别政治时在《受限制的性别自由(TheLimits of Liberation)》一书中所示,这种“可视性”既是一种规训,也是一种困境。
但是,当代网络社会化媒体在这之中,也为中亚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看场域,身份从被观看转移到观看,也刺激了他们在修饰语言上的再组织。在抖音、Instagram等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全世界的年轻男性开始以、合照、街拍的方式呈现日常,这些看似来自西方潮流的风格片段,被他们重新吸收、解构,再以本地方式重组。时装评论员Alexandrite Tse提到:“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他们对鬓角和胡须的理容需求,以及他们在美容护肤品上的消费或许甚至比东亚男性还高一些。”所以,如果在伊犁街头看到传统西方barbershop里的蓬巴杜(Pompadour)发型,出现在尔男人头上也不足为奇了。
他们借来西方摇滚文化或者Teddy Boy的阳刚叙事,通过地方化的再转码,进入了中亚男子的修饰系统,被嵌入当地对体面的视觉理解之中。再将此与传统修饰语言重新编码,转译成可被辨认的都市男性感图谱。
中亚男性将全球风格纳入了自己的审美谱系。但真正复杂的,并不是风格的来源或装饰的种类,而是这些修饰最终落于身体何处、被谁看到、如何被观看。
中亚男性修饰性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是否采用全球化的风格要素,而在于他们如何在本地伦理、美学期待与视觉权力之间,重新组织身体的可见性,并由此完成一套区别于西方Dandy、日韩风格,或当代性别流动的阳刚叙事。
如果说“阳刚”在工业社会中曾被简化为一种克制的身体规范,那么在中亚,它更像是一种视觉责任分配。头发、胡须、香水、戒指 —— 这些修饰总是围绕可视的边界进行构造,使得“男性身体”不被过度呈现,却又处处透露被整理过的痕迹。如此修饰与保守的张弛之间的权力协商界限,其实指向一种非叛逆性的男性美学。
这种有组织的分配逻辑,或许在表征上相似,但底层逻辑却因其文化、地域的不同而呈现为不同的男子气概。PharrellWilliams为Louis Vuitton 2026春夏男装系列中构建的“南亚旅行者”视觉系统,本质上是“黑人纨绔主义”(BlackDandyism)再演绎。Black Dandy不抛弃西式男装的物理结构,但他们在面料、图案、配饰上注入了非裔美国人的审美偏好,将“装饰”作为对西方审美和社会阶级的一种反馈和反抗。他在本季延续了这一传统:从西服上的提花到箱包上的亮片装饰,将身份历史转译进时尚设计元素。
而Junya Watanabe在2026春夏系列中,则延续了其一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服装语言的拼接技艺 —— 将洛可可提花、黄织锦等高装饰性面辅料嵌入传统男装单品。这些图案与肌理实则都被压缩进一种“不过界”的轮廓之内,体现出日本“暧昧哲学”中那种点到即止的修饰尺度。他借用西方服装语言,却组织出一种属于本地的男性气质。这又是另一套更久远的服装身体政治逻辑:森有礼在明治维新时期倡导外来风格需服务于本土身体的秩序。正如《原宿牛仔》所写,日本青年曾以常春藤与美式工装的视觉外壳,组织出一种新的时尚姿态。在这个前辈文化浓厚、礼仪结构严密的社会中,成立了一种新的日本男子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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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修饰性阳刚”所体现的深层逻辑:它是一种服从于伦理、身份表达与体面要求的视觉组织机制,而不在于服装表象上的装饰性元素的堆叠,或者对造型的表面修饰。这种策略,可以在不同的男装设计师乃至中亚男性日常着装中呈现出看似相似的形式,却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逻辑。对Williams来说,修饰是黑人男性以奢华回应现实的视觉策略;对 Watanabe而言,修饰则是通过外来风格对本地严格礼制的自我释放;而在中亚,它是信仰、传统与现代伦理交织下的体面表达。
最终,男装的装饰性并非对男子气概和阳刚的削弱,而恰恰是不同文明对“如何体面地被看见”的回答。尊严,是它们共同的指向,只是在不同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形状与路径。
穿西装、印花衬衫、喇叭裤混搭个人饰物的叔叔,手提西瓜,脚踩艳丽的红色拖鞋,漫不经心地向街角缓步 —— 这并非虚构的场景,一种想象的题材,而是根植于马海伦青年时代生命的真实。出生成长于新疆乌鲁木齐,马海伦记忆中的街头,总有这群“野蛮”的中亚男性存在,此处的野蛮,指向一种野蛮生长的、未被主流规训的美学。
五年前,马海伦就曾举起相机,以镜头呈现这种多元、交融、独特却始终缺席于主流视野的审美主张 —— 她近乎本能地想要说出自己对时尚的见解,以流淌在血液中的来自中亚的视觉语言。五年后,她为我们创作的影像开始超越个人叙事,化作对中亚美学的应用与延伸。
“当你想到新疆和中亚的时候,不会想到时装潮流。”中亚审美语境长期缺席的处境下,马海伦选择主动用镜头定义新疆人自己的审美,相信它的潜力,并为之发声,这同样是源于贫瘠却热烈、广阔亦动荡的土地上生长着的人的乐观与生猛。她告诉我们,新疆有种名为艾德莱斯绸的丝绸,绚丽如彩虹,却诞生于荒漠之中,像是中亚美学的隐喻 —— 又何尝不是生长在中亚的人们的隐喻?
这组影像是以你在新疆和中亚遇到的男性为灵感而创作。能否谈谈为何你想把镜头对准被忽视的中亚男性群体?
2020年,我就以“中亚男孩”为灵感拍过一组影像,用的全都是我喜欢的元素,只是当时刚入行,没有造型,也没有模特,都是周围的朋友来拍,所以这次有点像再次聚焦这个话题。
首先我想说明,我拍新疆,或者说拍中亚群体,并不是我把它当成一个题材。它不是题材,它就是我的故事和我的生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影响了我的审美,影响了我的叙事, 影响了我想讲述谁的故事,影响了我对颜色的感觉。站在外界的角度,你会说马海伦的作品风格是带着很强地域审美,和民族性的,但对我来讲,我就是在拍我的生活和我喜欢的东西。除了“中亚男性”,2020年我还有一组《新疆时尚指南》的创作,它也是在探讨中亚女性的审美主张。新疆和中亚片区长期以来在艺术,时装甚至在潮流领域都是缺席状态,很少有人谈论,最初拍这些小练习是想要展示我的审美、我的时尚灵感,让“我们”被看见。现在将镜头重新聚焦于中亚男性群体,原因也没有变化。
你曾提到自己的时尚启蒙和对时尚最初的理解,“是小时候在街上看到的尔族阿姨和姐姐,那些鲜艳华丽配色的头巾,Blingbling在阳光下闪耀的繁复金手镯和耳环”。成长过程中,对你影响最深的一位中亚男性icon是谁?或者说,生活中有哪位你曾遇见过的男性、认识的朋友,甚至是共同生活的亲属,对你认知、理解男性时尚、男性气质的观念造成了改变?
没有特定的icon,对我来说,记忆犹新的就是小时候在新疆街上看到的那些同龄人或叔叔。新疆的审美体系有种未被规训的美。少数民族的生活有非常多仪式感,经常聚会,人们会打扮,男性就会习惯穿西装,做自己的搭配,你是真的能从着装中感受到他们是怎样的人。我们那边的叔叔尤其有意思,我现在脑子里面就能想到几个画面:一个穿类似Versace风格衬衫的叔叔出门买西瓜,他穿得花里胡哨,拎一个西瓜,配一双红色的拖鞋,一个像是从意大利黑帮电影里走出来的穿西装的叔叔,坐一张塑料凳子上,在小区门口抽烟。这些人就是我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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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多元文化交融的乌鲁木齐长大,随后又去纽约读书,如今定居上海,这些地域的男性以及男性时尚的呈现方式截然不同。在你的眼中,它们的差异何在?这些地点的生活经验,让你对于男性气质的界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中亚,男性从小就被置于一种“必须保护但又不能流露情绪”的模式里。他们的masculinity更多是为了“对抗不确定性”而生的。无论是草原游牧文化下的勇士形象,还是南疆地区对家庭责任的强调,都让他们必“硬” —— 但其实那种硬,更像是一种命运。外刚内柔、外冷内热可能是我会形容他们的吧。但同时在这种“硬汉”表达中又有一种“孔雀开屏”式的表演。在新疆,你会看到大胡子壮汉穿最艳丽的粉色衬衫,或者对油头和皮鞋的执着, 我在想这是否是一种“边缘地带男性”在喊话说,“我在这呢,我值得被看到!”(中亚masculinity在全球主流文化体系里的没有“男主人公”式的光环)
纽约更为多元、开放,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男性气质是多元流动的、非线性的。上海男性相对精致,但我最感兴趣的是街头的老克勒们,他们的时髦很妙,或者是弄堂里突然走出来的大叔,鞋子可能是儿子或孙子给的,帽子又可能是哪个亲戚家小孩淘汰的,放在一起就是混搭感,有种不自知的时髦潮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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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由封面故事,你想要构建怎样的叙事,或者说,传达怎样的精神?它是一次对中亚男性着装传统的发掘,还是对新一代中亚男性形象的捕捉?
它是对中亚审美主张的呈现。这次拍摄中多用西装,一是中亚男穿西装 , 而我本身对西装这个“权力制服”的表达很感兴趣 , 西装本身有一种强调秩序、身份和结构的感觉。但是中亚男性日常的西装又用混搭打破了这种秩序和身份感,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和一种在我看来还颇具有反叛精神的审美。
其次我也做了些研究,发现少数族裔,比如黑人族裔和印度裔在以着装打破偏见的传统上都有相似之处。因此我同时借鉴Black Dandyism的元素,当时非裔美国人将装饰作为对西方审美和社会阶级的反抗。大部分人想到中亚男性,或许会想到土酷、野蛮或暴力的标签,我想借鉴这种穿衣的身份塑造,来打破一些文化的偏见。只不过我的语言偏向于中亚。
在中亚地区,人们往往如何定义男性气质?老一代和新一代的认知有差别吗?借由《喀什youth》和《乌鲁克林》,你接触了许多本地年轻人,而他们似乎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更多,着装更街头,也不再固守于中亚的男性着装传统。
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如上文所说的本质没有变化,从小就被教育一定要有男子气概,要保护女人,要成为真正的男人,像雄鹰一样。我想到以前在伊犁北疆地区拍哈萨克牛仔时,当时碰到很多牧区的小孩放暑假,其中的一个伙子还在市里染了粉色头发回牧区。我觉得他们已不满足所谓的“硬汉”形象,也不想再被这一形象所困。也能看到更多的男孩在穿着打扮上更自由,更加多元。
新一代的变化也很明确。比如LGBTQ在中亚也有所发展,在中亚最酷儿开放的国家是吉尔吉斯斯坦,我有一个project围绕着这一个话题讨论中亚男性masculinity,它会拍直男,也会拍性少数群体,作为长期项目进行。
影像是叙事本身。在构建这组影像时,哪些视觉符号立刻闯进你的脑海?比如说特定的纹理、图案,或者说特定的场景,特定的形象和轮廓。你都如何在作品中还原它,重构它?花朵和花束反覆出现,这个符号代表什么?理发店和照相馆的设置呢?
当我们细化灵感,重新思考新疆男性的形象时,我想到了中亚独有的职业,比如说理发匠、擦鞋匠、换钱的人、玉石贩子,形形的人。整一个故事就是以这些我见到的人,和他们混搭的着装为灵感而构建。同时我的很多摄影灵感来自老照片,对于一个1990年代初出生的人而言,照相馆就是我的摄影初体验,我喜欢老式影棚的“复古感”,也喜欢那种特定的颜色。而新疆甚至中亚对我来说也是这般,我18岁离开那里,所有关于家乡记忆的都是回忆里的画面,那是一种特定的“怀旧”, 也是一种特定颜色组合,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组成的特定的文化符号,比如地板胶、塑料假花等。
我一直在关注那些在主流叙事中被忽视的个体故事,特别是来自我自己社群的个体。因为这也是我的故事 , 不管是在家乡还是纽约、上海, 我的身份似乎总处于某种圈外。这种位置反而给了我一种观察的视角,也似乎让我拥有一种天然的共情能力, 我能理解“非主流”的声音。而这也构成了我创作的底色。其实我相较于五年前,想拍的东西一直没变过,现在的我只是想更坦诚、坦率的告诉别人我是怎样的摄影师,我想拍什么样的照片,如果相机在我的手里,什么是我的审美,我想讲述的是怎样的人的故事。
我慢慢意识到我的作品和我自己似乎更感兴趣的是中亚美学的应用和延伸。抛开特定的面孔,它可以是一种审美主张。当更鲜明的审美主张被提出,演绎它的人是啥样子实际上并不重要。那么讲新疆的故事、中亚的故事,为什么一定要用中亚面孔呢?尤其当它的呈现依托的是时尚平台,可能性会更大。
拍模特,和拍素人(比如你的个人创作中的面孔),你会给出怎样不同的引导,以完成视觉的叙事?你说过,喜欢人物摄影是由于对具体的人感兴趣 —— 但时装片所呈现的“人”,似乎更类似于一种形象的剪影。
其实我不太区分模特和素人。拍人像出身,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人,只是作为摄影师,我靠近他们的方法不一样。如果拍模特,我会说我不想要今天是工作的你,我更想要一点点“你”,或者我会引导他们进入一个角色,想让他们能忘掉模特状态。如果拍素人,我也从来就没过对方不会拍照的担忧。我喜欢拍素人,喜欢活生生、不完美的人,甚至我觉得,当时装本身已有视觉上的冲击,更需要那种跟素人产生的反差感。即使素人的表现力不好,那种小的动作和习惯、下意识的反应,才是这个人性格的真正呈现,才是照片里应该捕捉的。
很喜欢你刚刚说的捕捉被拍摄主体的真实。但同时,一定是由于摄影师与镜头前的人有很强的连接和信任,他们才可以完全放心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
我觉得这是摄影最理想的状态。摄影师的风格构建,除了光线、颜色这种偏技术的要素,最重要的是摄影师自身的性格,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才让他们拍出不一样的照片。模特在看向相机的时候,其实看的是拿相机的人,按下快门的瞬间是摄影师跟模特当下的互动,所以摄影师最无法被别人拿走的是性格和审美主张。
中亚作为受到、突厥、波斯、苏联、中原等多处文化影响之地,历史上不乏南征北伐带来的动荡。生活在中亚的人们,却充满生命力(修饰自我也是其中一种表现),能歌善舞。作为成长和浸润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人,你如何理解动荡,以及生活?在新疆,是否有关于生活、生命的口耳相传的俗语或者民俗故事?
老实说,新疆有些地方蛮不适合人类居住,南疆很多地方是被大片戈壁,沙漠覆盖的。然而这片土地上的人适应力很强,也天生乐观。也许当自然的环境艰苦,你必须要为他献上一枝花。你小时候听过《青春舞曲》吗?“太阳落下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这本来是一首尔民歌,后来被王洛宾采风变成了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开头这两句就可以反映新疆人的个性:日子要过,舞要跳,靴子要擦亮。不管外界怎样,那种快乐和乐观已经刻进每代人的DNA。有一种叫做艾德莱斯绸的丝绸,你很难想象,它绚丽如彩虹,却诞生于荒漠之中。
我的家乡很美,任何一个人都很热情,作为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我是不可能心胸狭隘,也不可能不乐观的。我们那里夏天天黑的很晚 , 瓜果很甜,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城市与自然也离的很近 , 我们懂得尊重不同,也懂得包容和团结。
中亚男性长期在世界中处于“被观看”的位置 —— 但有时,观看是一种规训,或者说权力的显现。作为一位不断重构新疆,邀请观众对新疆投注观看的创作者,你所期待的观看是怎样的?
对我来说,摄影不仅是图像的创作,更是一种叙事权力。它承载着我们如何看世界,也影响着世界怎么样看待我们。尤其是在关于新疆与中亚的视觉想象中,太多时候,叙事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作品重新参与这个叙事过程。我关注的主题往往围绕身份、女性、家庭、青年文化与日常生活中微妙而真实的张力。我拍摄我的朋友、我爱的人、我来自的地方,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普通”的瞬间,反而最具能量。
我的摄影实践其实一直在穿梭于两个系统之间—— 一种原因是时尚摄影,它让我训练技艺,训练视觉敏感度,也让我能更精准高效地调度影像语言;另一方面,是我的个人创作,它是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存在的根基,是我与自己对话的方式。现在我正在努力,让这两种语言逐渐交融,找到它们的平衡点。
有挺多想拍的东西。8月中,先会回去拍一个一直都想拍的以婚礼为灵感的创作,我想投稿给小众杂志。然后会继续用时装和女性的视角来做关于中亚女性力量的内容。每年也都会回新疆去做城市的公益拍摄,希望今年也能做。目前想把创作变成长线的思考方式,同时继续做审美主张的拍摄,因为我很相信时装平台的力量。